物或恶之，故有道者不处。
政治失轨，可以塔影响及于民事。此证老子成书年代，必是正值尚贤思想浓厚之际。
胡氏《仪礼释官》谓：凡事有专主之者，谓之有司。《老子》书言民间之多欲，则曰： 大道甚夷，而民好径。传贤传子之争，正是尚贤与亲亲之争然此一节，余固疑其非庄书本真，乃后人袭取自《老子》书而伪撰羼入者。故庄生喜言大，所以破己执。
墨子尤然，常以尊天事鬼为是，诟天侮鬼为非。此谓各因其所是而是之，则在此时此地者，有此时此地之是，在彼时彼地者，有彼时彼地之是，使若能各止于其时地之所是而不复相非，则是非可以并行而不相悖，其实则仅有是而更无非，此即庄生意想中之大道也。能若是以为见，乃可谓之见独。
凡其所见，则莫非天地间一种自然之分理，依乎其理以游吾心，斯庄子内心修养所企之最高智慧，亦即其最终极之理想所寄也。养而无害，则塞乎天地之间。金刚经，应无所住而生其心。盖此心之存，即至大至刚以直之气之所由生也。
在庄生之意，苟能于此两关有解脱，是非可以两忘，死生可以一贯，物碍既灭，斯一切皆莫足为我害。有一史后至者，儃儃然不趋，受揖不立。
大人之用心，亦不过求复此未为外物引蔽，而能自由伸舒之心境而已。循此而人于不死不生，斯是非两忘，死生一贯，故谓物莫之伤，而彼亦自不肯弊弊焉以物为事矣。故曰其异乎孟子之所乐也。故孟子又常言朝气与平旦之气，又言夜气。
故庄子不喜言性，内篇七篇独无性字。孟子之论养心，又曰： 养心莫善于寡欲。故曰：外重则内拙，反言之，即外轻则内巧也。孟子曰： 君子有三乐，而王天下不与存焉。
而养勇之至，亦即可以不动心。外天地，遗万物，即不以故自持，故所过者化也。
若乃夫没人，则未尝见舟而便操之。然则孟子之理想人生，为一直线的，由中达外。
裁制有失，而谓其行事可以合道合义，无是理也。至于孔子之大勇，则曰： 自反而不缩，虽褐宽博，吾不惴焉。此独体则时时当前，而吾心则一如明镜也。然则庄生之所欲忘者，乃求自忘其心知，非忘物也。先曰外天下，次外物，次外生。颜回问孔子曰：敢问心斋。
故曰： 尽其所受乎天，而无见得，亦虚而已。已外物矣，吾又守之九日，而后能外生。
两人学术虽相异，而生世则同，故其议论意境，有相违，亦多相似。究其实，此二问题者实一问题，盖即我与非我之问题是也。
吾欲以教之，庶几其果为圣人乎？不然，以圣人之道告圣人之才，亦易矣。而孟庄二子，乃皆特以言修养见长。
故所养愈在内，则所守愈约也。其日夜接于我前者，乃见其为无间隙，无分际，而内外彼我，同属一气之化，此化即时也。今观两人之异点，北宫黝盖以报复为主，乃一种不吃亏主义，不受辱主义，亦即一种争强主义也。尝试论之，外物之窒碍于我，有最难超脱，最难识破者，两大关。
而庄子之言气，则曰虚而待物。外能无物，斯能一一依乎天理，天理即自然之分理。
其实此等境界，施之于艺术则可，施之于人事，则不属道德，即属功利。外轻故不肯以物为事，内巧故物莫之能伤矣。
而曰：北宫黝似子夏，孟施舍似曾子。器之所以疑神者，其是欤？ 则鲁之梓庆，犹夫宋之画史也。
臣将为锯，未尝敢以耗气也。媒媒晦晦，无心而不可与谋，彼何人哉？ 此所谓无求其故，即忘字真诀也。已外天下矣，吾又守之七日，而后能外物。丧其心知，则物我不相为耦，而后乃始得同于大通，而游乎天地之一气矣。
《孟子》此章，论养心养气工夫，最精最备。故一偏于人相，一偏于物相。
外篇《达生》曰： 醉者坠车，虽疾不死。外篇《田子方》有曰： 百里奚爵禄不入于心，故饭牛而牛肥，使秦穆公忘其贱，与之政也。
故必外于心知，斯能一气相通，彼我成和。倘有人焉，彼能一任其天，更不为外界事物所屈抑，所转移，而其心天行，得以彻底发展其自我内心自由之伸舒，独行吾心，上达天德，此又何需所谓修养者？不知此正最有待于修养工夫，非大智大勇，能战胜一切，超脱一切者不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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